大江大河，历来与城市文明同生共息。钱塘江从远古走来，浙江人亦如奔腾不息的潮水一往无前，当江流成为海浪，这一刻，是终点，更是起点。

塞纳河的水汽氤氲出巴黎的璀璨浪漫，泰晤士河无言孕育了伦敦繁华与英国工业文明，莱茵河自阿尔卑斯山缓流而下牵起的庞大城市群则造就了欧盟经济轴线的主体……大江大河，历来与城市文明同生共息。

回望世界东方，东海之畔，钱塘江作为浙江的母亲河，亦以一江绿水孕育了之江大地数千年文明。

万流归宗，何以为江？

钱塘江干流全长668公里，流域面积55558平方公里，其中，浙江省境内流域面积为48080平方公里，占浙江陆域面积的47%。自钱江源奔流而下，从隐逸新安、芬芳兰江，到如画富春、澎湃钱潮，最终万流归宗，奔涌入海，钱塘江从远古走来，既是“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的见证者，也是“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的参与者。

从前，江河象征着地方经济之命脉，沿江城市的人们谈江论海，大多更看重其航运价值，即便时间的指针拨到近代，亦是如此。1974年，年仅18岁的君鼎科技创始人潘炎忠正是乘船自富春江顺流而下，才在杭州庆春路上的新华书店里寻到《制冷》一书，才有后来写信给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的底气，有说出“几乎有空调的家庭都有我们的产品”的自信。

而今，五十载转瞬即逝，城市面貌日新月异，单是潘炎忠所在的桐庐县内，便已建起两座高铁站。即便是力高集团董事长陈晓军这样土生土长的企业家，初入桐庐东站，也不免感叹。而若开着小汽车驶上平坦宽阔的沥青路，自桐庐到杭州市区也不过1个小时。

时代的火车头疾驰向前，钢铁动脉勾勒出“轨道上的浙江”，这一江水所承担的交通要道功能难免被冲淡，留下的似乎更多是其象征意义。

各式文章说起钱塘江，便谈浙江得名之来龙去脉，谈其享誉世界的“天下第一潮”，及其对浙江人潜移默化的个性塑造。古往今来，钱塘江大潮从未失约，浙江人亦如奔腾不息的潮水一往无前。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人凭借着“四千精神”，创造了无数个“无中生有”“有中生奇”“又好又快”的发展奇迹。

的确，这一江水畔长出的人儿，似乎生来就长于“弄潮”。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事业刚刚起步，敢闯敢拼的浙江人章华妹便办理了第一张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开启市场经济破冰之旅。以此为起点，鲁冠球、宗庆后、马云、李书福、丁磊等一大批举足轻重的知名浙商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缔造一个又一个商业传奇，深刻影响着各行各业，甚至整个国家的经济结构改革。

然而，这一江水真的只剩下象征意义了吗？非也。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理论其实是一种更高级别的经济形态。”浙商发展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副院长潘毅刚在接受《浙商》杂志记者采访时特别谈到富阳区——2021年初，富阳最后一批造纸企业腾退完成，彻底告别“黑色GDP”，当年度地区生产总值能耗考核即位居杭州各县域第一，GDP增速也同比增长7.7%；2022年，其GDP亦是一跃跨过900亿元门槛，向千亿县域进击。

“生态文明不是喝西北风，而是以更集约的投入造就更高的产出。富阳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潘毅刚告诉记者，当“生态优先”的号角吹响，富阳以壮士断腕之势还富春江一个“风烟俱净，天山共色”，其实也是在腾笼换鸟、筑巢引凤。

这一学术视角的观点与不少企业家不谋而合。千岛湖啤酒有限公司董事长郑晓峰认为，在新发展阶段，生态与发展应该是相辅相成的，“我们的最大优势就是千岛湖的一湖碧水。千岛湖水在中国大江大湖中位居优质水之首，为我们酿造生态啤酒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圆通速递创始人喻渭蛟则从地方发展的角度谈起家乡桐庐。他表示，倘若能做好钱塘江这篇生态文章，桐庐或可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建起总部经济，集聚人才、资源，占据产业链、价值链更高端环节。

重心南移，杭州不止杭州

立于钱塘江畔，听复兴号呼啸而过，所见的杭州，已不止杭州。

钱塘江上自古无桥，在滔滔大江与西湖群山的阻碍下，杭城自古小巧精致，即便是1949年杭州解放，其城市边界也才初初突破吴越以来千余年的城墙界限，西扩至西湖区，北扩至拱墅区，东扩至江干区。

转折萌芽于1937年。彼时，以中国土木工程学家茅以升为代表的铁路工程技术人员攻坚克难，在举世罕见的钱潮之上建起中国第一座现代化大桥——钱塘江大桥，火车的轰鸣声第一次在江面上响起。以此为起点，近九十年间，一代代工程师以十余座大桥为针为线，将大江两岸织成愈来愈紧密的大杭州。

2022年，钱江隧道建成通车，自此，穿越大江最快只需4分钟；2023年，杭州第19届亚运会开幕式上，凝聚超亿人的数字火炬手“弄潮儿”更是仅用短短8秒，便横跨千米钱江。

盛会，让世界目光聚焦杭州。其中，钱江世纪城星光尤甚，亚运三馆、杭州世纪中心、博地中心等一批具有高辨识度的地标建筑群屹立，与钱塘江北岸的日月同辉、城市阳台等遥相呼应，共同形成“群星璀璨”的杭州城市新地标。而倘若倒回20年，站在钱塘江北岸眺望，此方天地仍是滩涂与阡陌纵横的郊野。

与其比邻的滨江区亦是如此。作为浙江省第一个国家级高新区，滨江从萧山划出后，一路疾驰发展，随着海康威视、大华股份、网易、阿里巴巴等一批数字经济领军企业落户滨江，“小区、新区、边区”不断蝶变成为“数字经济最强区”、浙江“资本第一区”“工业第一区”，以不到浙江省千分之一的面积创造了全省2.8%的GDP总量。

这些变化的背后，是城市重心正在南移，城市格局正在扩张。2017年底，杭州发布《关于实施“拥江发展”战略的意见》，由此，大杭州概念初步成形，钱塘江也从“城边的江”成了“城中的江”。

“从学术意义上来说，其实是杭州作为都市圈的核心，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辐射带动作用。”潘毅刚谈到，从前，徜徉于西子湖畔的杭州只是一座江南小城，而当拥抱浩荡大江，城市便有了不断生长的可能性，杭州作为增长极、引领极、带动极的作用才真正显现出来。

以滨江为例，当其发展空间逐渐饱和，溢出效应也顺着江流，辐射向周边区域。2019年，杭州高新区（滨江）富阳特别合作区挂牌成立，开启跨区域产业共富的先行探索；2022年，杭州高新区（滨江）萧山特别合作园正式揭牌，杭州经济“双子星”强强联手。

“前阵子，我们也在讨论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方案，桐庐、淳安等地都是重要试点。我个人认为，在未来15年或者更长时间内，从经济的形态来讲，这些县城都会成为主城区扩张发展的重要方向。”潘毅刚坦言，正如喻渭蛟所说，向钱塘江上游溯源，桐庐生态优美，又在杭州的1小时经济圈内，经过恰当的培育，为什么不能成为下一个滨江呢？

值得关注的是，如今，杭州协同湖州、嘉兴、绍兴、衢州、黄山五市共同组成的杭州都市圈规划总体定位已成为世界级大湾区核心增长极以及具有较高国际知名度的大都市圈。

今年9月，杭州市政府也首次公布杭州都市圈规划获得国家批复消息。这也意味着，杭州都市圈已晋升为国家级都市圈。

通过增长极（杭州）的带动，通过水系的链接，山与海就如此奇妙地被串联在一道。“‘大江入海’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更高层面的演绎。”潘毅刚谈到，“两山”理论不应该被局限于山与村，更应该投射于市与城，投向一江水所联结起来的区域的发展。

大江入海，是终点更是起点

“面向未来，杭州必将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城市。”潘毅刚说。

事实上，早在数年前一场关于杭州“拥江发展”的全国研讨会上，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沈清基就曾表示，杭州应充分发挥好自身生态优势，通过“拥江发展”战略等的实施，剑指世界名城；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原教授陈建军也曾表示，钱塘江的发展战略应定位为世界著名的沿江绿色经济带。

2017年，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们就已将杭州摆在世界舞台上思考定位。时隔六年，再说起这一话题，潘毅刚表示，钱塘江流经之处所形成的杭州都市圈，必将成为全球经济文明中举足轻重的都市圈，“在创新、科技、金融、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全球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

这句话背后，浙江高度活跃的民营经济是底气的最大来源。

“浙江出口的啤酒99%来自千岛湖啤酒。”郑晓峰对此很自信，而早在2006年，他们就曾在国际市场上拿下漂亮一仗——日本麒麟啤酒以15倍的溢价收购千岛湖啤酒25%的股份，创下国内啤酒行业合资合作最高溢价纪录的同时，也创下浙江啤酒行业与外资合资后由中方控股的先例。

力高集团董事长陈晓军是土生土长的桐庐人。“我们在2011年左右就已经是全球最大的箱包制造商之一。”全球布局的同时，他也将公司总部牢牢扎根在故乡，“我们的生产制造大多已经转移到东南亚、拉美国家，但我们始终坚定把价值链更高的总部经济留在国内、留在桐庐。”

喻渭蛟总结自己的故事时说：“桐庐养育了我，宁波锻炼了我，井冈山改变了我，上海成就了我，而嘉兴将实现我的人生终极梦想。”他在嘉兴投入百余亿，借嘉兴机场打造覆盖全国、通达全球的航空物流网络体系，为全球化布局奠定基础。

“无论华立如何壮大、产业遍及全球，余杭永远是我们的家乡，我们也永远是余杭的企业。”华立集团董事会主席汪力成坦言自己从未动过搬迁总部的心思，他沿着大江大河在世界地图上画下“三大三小”六个圈，向记者介绍华立境外工业园格局规划，步伐遍及亚洲、美洲、非洲。

以这些工业园为载体，圣奥集团、顾家家居等一大批浙商企业也正进一步推进全球布局。

其实，当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从更高视野探视全球并不稀奇。然而，在采访淳安县宋村乡民宿主理人余爱君时，她与浙大教授的对话竟从小小民宿一直谈到“一带一路”与联合国儿童友好，其间格局视野实属难得。

“入海，对应的应该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喻渭蛟说。

是的，当江流成为海浪，这一刻，是终点，更是起点。

来源：《浙商》杂志 记者  李艳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