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新质生产力引领高质量发展，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家的重要战略部署。中国式现代化是要在一个城乡区域差异较大、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走和平开放创新发展道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这意味着，很长一个时期，不断提高生产力水平，都是缩小与发达国家发展水平，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日益增长需要的最关键保证。但是，也必须看到，发展新质生产力不应只关注未来产业、技术创新、产业创新等关键问题，它还涉及经济社会方方面面，必须妥善处理好三重关系。

其一，要处理好新质生产力和现实生产力的相互促进关系。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建立在现实生产力的基础上的。无论在哪儿，一提新质生产力，常听到人工智能、高端芯片、基因编辑、高端装备、新能源……如此种种，好像非此不能体现先进，非此不能代表新质，求新求高求大心情迫切。新质生产力的比重高当然是好事，可从总体上看，新质与传统（现实）生产力的比例关系常是二八开或三七开，如数字产业比重与产业数字化就是如此。我们永远不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在关心两成三成新质的同时，更大的着力点其实是现实生产力中的百分之七八十。新技术新模式在现实产业的使用，带来的效率提升将是巨大的。衣食住行游购娱领域都有大量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新质生产力的先进，不独是技术的先进，现实生产力只要它能向前一步，是市场需要、能实现创新改进并盈利又再创新投入生产循环的，都可做先进生产力看。

其二，要处理好依靠技术创新驱动和依靠人力资本支撑的阶段匹配关系。从趋势看，发展新质生产力将是一个技术资本深化不断替代劳动的过程。在过去产业升级过程中，我们看到工业替代农业成为主导产业时，大量农业和手工业人口失业。比如，我国从事外卖、快递等灵活就业人员规模有八千万以上，加上大量的出租车、代驾等从业人口，规模巨大。如果无人驾驶短期大规模使用，带来的社会冲击是可怕的。新技术的使用，必然要考虑与现实人力资源结构的匹配性，在卡脖子的技术上当然要加快速度，但在促进那些支撑大量就业的行业向新质迈进时，理应考虑技术替代人力资源带来的社会承受度和结果均衡性。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在引进消化再吸收先进技术时，并没有一味选择大量替代劳动力的自动化超前技术，而是走了适度超前，让劳动力资源丰富优势与技术驱动相匹配、递次升级的路径。发展新质生产力，最终目的是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充足生产力保障。因此，我们的政策导向，在鼓励技术增效时，一定要把发展创造更高收入、更多就业的新质生产力摆在突出位置。一方面，加大人力资本素质提升投入，提高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匹配性；另一方面，控制好产业创新升级的节奏与领域，避免高效率技术迭代应用过快带来大规模结构性或摩擦性失业，引发社会危机。

其三，要处理好全国一盘棋和地方因地制宜的平衡互补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要根据不同地区实际情况，包括发展阶段、功能定位、资源禀赋、科研条件等，有选择、有先后、有重点地发展新质生产力。在全国一盘棋策略下，既要发挥举国体制优势、集中力量解决好外部环境竞争带来的重大技术、重大基础研究、重点产业等“卡脖子”问题，在未来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前沿领域实现跟跑、并跑甚至领跑。同时，又要让各地区发挥自身优势，实现特殊化、差异化发展，避免一哄而上、同质化竞争。要多依靠市场选择配置资源，多走先立后破的路，万万不可叶公好龙、望“新”惜售，把有限空间、有限资源“ALL in”所谓的新质生产力。这也是让真正的新质生产力不断涌现，又不陷入因过度扭曲市场价格信号带入内卷式竞争陷阱的关键所在。

来源：《浙江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