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杭州“六小龙”被冠以“神秘东方力量”之名在全球科技圈掀起飓风，当人形机器人、脑机接口、AIGC等硬核科技从西子湖畔走向世界竞技场，浙江——因杭州这座被互联网基因浸润的城市，正在孵化一场静默而汹涌的科技革命。省科协、浙商发展研究院（浙商智库）、《浙商》杂志、世界浙商客户端联袂推出“科技新浪潮”大型系列报道，揭开新时代浙商军团破局全球科技博弈的密码。

今天推出综述篇：我们为什么需要科技型企业家？

科技，从来是改变人类社会的重要力量。

远古时代，人们第一次发现火种的力量，从此告别茹毛饮血的时代；近代，蒸汽、电力、信息技术……一轮又一轮的技术革命，推动人类社会加速前行。

人们的生活方式，以二十年甚至更快的频率更迭：上个世纪末，电脑刚刚进入普罗大众的生活，拨号上网的“哔哔”声是一个家庭中最“时髦”的声音；而今，Z世代们几乎没有几个人在现实生活中听到过这种声音，网络已经像水和空气一般，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如同普罗米修斯的火种一般，人类社会的重要变化，往往就是科技从象牙塔中“俯身”降临人间的过程。

而近数十年，科技的力量更是前所未有的改变着时代与我们的生活。

与此应运而生的，是“科技型企业家”这个听起来非常“混搭”的称呼。

“混搭”背后的时代力量

科学家与企业家，从来都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文明发展的重要力量。科技型企业家的出现，则是在“混搭”的背后，显示出行业交融后迸发的巨大力量。

科技型企业家，指的是那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创建、运营和发展企业的创业者。他们通常具备技术背景或对科技有深刻理解，致力于通过技术的创新应用解决实际问题，推动社会进步。这类企业家不仅关注商业价值，也在意科技对社会的长期影响，往往希望通过科技推动行业变革甚至引领社会变革。

其实，从科技的发展史来看，“跨界”从来是重要的一环：富兰克林从雷云中的风筝线上，看到了电流的闪烁；爱迪生在煤气灯下，看到了电灯的雏形；“计算机之父”约翰·冯·诺依曼，是现代计算机、博弈论、核武器、生化武器领域内的科学全才……

数百年来，科技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可以被视为如DNA双螺旋结构一般绞链且密不可分，推动人类社会盘旋演进。而科技型企业家们是这条“DNA链”上升过程中跨界探索的佼佼者。

双重角色的加持，让他们更擅长发现和利用科技的发展趋势，以创新产品和服务满足市场需求。这也令他们肩膀上担负起较之单一角色更为复杂的责任：把科技从“象牙塔”中“请”出来，一如富兰克林最终让电流出现在千家万户，也如诺依曼的发明为如今的信息技术垒上了最初的基石。

在这一过程中，科技的力量也爆发出巨大的能量——经济价值，从而推动一项技术乃至一个行业的发展。

跨界、融合、聚变，科技型企业家的活跃，成为当今时代舞台上重要的一幕。

科技型企业家的能量

从本次2024浙江省科技型企业家的诸多案例中，我们发现了一些共同特征。

他们多数拥有科学、工程或者计算机技术等方面的教育背景或职业经历，因此，相较于其他人，他们更能深入理解技术的原理和潜力。这种背景帮助他们在技术产品的开发和应用上拥有独特的视角和见解。

金建祥是我国流程工业控制系统开拓者和领军者，2010年，他响应国家能源战略，积极投身新能源领域，创立了浙江可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带领团队开展塔式光热发电技术的自主研发及工程化应用。

在外人看来，金建祥从工业控制转身光热发电，完成了一次跨界，但当他解释这一决定时，逻辑却显得格外清晰直接：“光热发电的核心技术本质上就是更大规模的控制技术。”最终，可胜技术的成绩证明了他的这一观点。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姚力军大学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就读，主修计算机科学。那时候他就经常思考，为什么当时的计算机主板、硬盘等关键部件都是国外进口的？为什么IBM、英特尔等如雷贯耳的明星企业都来自海外？这一疑问伴随着他拿到了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工学博士，以及后来到日本国立广岛大学攻读第二个博士学位之时。最终，在世界500强企业霍尼韦尔公司工作多年后，他选择了回国创业，并从一开始就把目标锚定在国家发展需要的半导体行业中。

这样的例子，在本次2024浙江省科技型企业家的经历中比比皆是。

或许正是因为从一开始，科学型企业家就能站在科技与商业大陆板块相衔接之处，尽鉴两地的风光，他们对于新兴技术更为敏感，也更能发现新兴技术背后潜藏的巨大蓝海，以及它们可能对人类带来的影响。

这样的视野，也为他们带来较之常人更强的使命感和愿景，更希望通过科技创新来推动社会进步和环境改善。

杭州华澜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微电子研究院主任骆建军对自己的定位是工程师、工科教授。他说：“工程师的工作重点就是跟产业对接，而工科教授研究的东西就是要改变世界、改变人们生活，要尽量产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他说，技术改进变世界，同时拉动经济建设，比如在人工智能领域，英伟达市值达到2万亿美元。带动产业发展，是工程师、科研工作者首要的责任。

科技型企业家也往往把目光放得更为遥远，拥有更长远的规划，而不仅仅被短期的商业回报所迷惑。

在采访中，金建祥的话说出了科技型企业家的心声：“一个国家想要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我认为科技自立自强，恐怕也是唯一的办法，‘四千精神’在浙江这个大地上在年轻一代的创业者身上，还是应该不断的发扬光大下去，这永远是科技型企业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途径。”

当然，目光放得越远，路途往往也越远，他们更容易面对长期发展目标与短期企业健康成长的平衡抉择。这也令科学型企业家的路径相较于其他企业家或科学家而言更为特殊。

时代召唤更多科技型企业家

我们也发现，科技型企业家通常需要在新兴的、不确定性较高的领域探索，如新材料、可再生能源、医疗科技等，这些领域往往面临较高的技术和市场风险。因此，他们通常具有较强的风险承受能力，敢于进行技术创新，并为之承担可能带来的商业风险。

这是对企业家的考验，也是对相关政府及营商环境的考验。

我们欣喜地发现，在浙江，科技型企业家们正在不断涌现。

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副院长、科创之江百人会秘书长兰建平表示，浙江省科技型企业家的培育路径可归纳为三条：一是传统产业改造与新兴人才创业的双轨驱动；二是技术创新与人才培养并重；三是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与政策支持。

在骆建军看来，在支持科研工作者创业、推动科技成果产业转化上，浙江省是走在前沿的，给高校教师松绑。他以自己为例，“在创业中，省厅对我们都非常理解和关怀。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的政策也非常开明，只要大家有能力去做强。”同时，浙江省政府对华澜微的帮助非常大。“在我们初创的前五年，省里就给了我们一个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这不是多少钱的问题，而是表明政府对一家民营初创企业技术的认可，让我的客户知道华澜微是一家科技公司，而不是皮包公司，是政府公信力的背书。”

对于金建祥而言，在浙江发展事业可以说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我本身就是浙江诸暨人，又在浙大求学，也就自然而然的在浙江创业。当然，浙江良好的营商环境、亲清的政企关系、敢为人先的政策引导对于创业者、企业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我相信这也是吸引众多优秀人才聚集浙江、创业浙江的主要原因之一吧。”

不过，即使如此，要培养更多的科技型企业家，让科技之花在经济社会中不断萌芽勃发，浙江依然面临许多重大考验。

金建祥表示：“在我看来未来城市竞争力中有很重要的两点：一是科技型企业在这里能不能快速地发展壮大？第二是这里能不能孕育出更多的具有科学家素养的企业家。对于一些新兴技术、新兴产业、新质生产力、新生力量，我觉得在发展初期，我们的省政府部门可以再高屋建瓴地、高瞻远瞩地做一些政策引领以及产业规划方面的工作，推动加速新产业新技术的发展与成熟。另外，还可以在快速推动及培养创业型技术专家的公司治理能力，快速培养创业型技术专家成长为科技型企业家方面加大一些力度。”

贝达药业董事长丁列明则认为:“浙江倡导科技型企业家，契合政策导向且具远见。”丁列明深感，培育科技型企业家，把更多的科学创新成果同企业的发展和社会服务融合在一起，需要给予科技型企业家包括科技型企业更多的耐心和包容，这样能够持续吸引高科技人才创新创业，耕耘科技创新土壤。

我们的时代，需要召唤更多科技型企业家的出现。他们是现代经济和社会创新的重要力量，能通过技术创新和商业化应用推动行业变革，并通过解决实际问题来实现社会价值。他们不仅关注企业的盈利，也着眼于科技对人类生活和社会结构的长期影响，因此在推动社会进步、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科技型企业家不仅仅是商业的推动者，他们更多是变革的践行者和未来的开拓者。从技术突破到社会责任，从商业创新到人类愿景，他们的存在让我联想到一个充满可能性的未来。科技型企业家不仅定义了现代企业家的新标准，也将深刻影响着世界的进程和每个人的生活方式。

对于未来，我们充满期待!

来源：《浙商》杂志 记者 姚恩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