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进步如何改变世界经济？创新如何打破经济停滞？

让人颇感惊喜的是，继去年诺奖接二连三颁给了AI之后，今年，诺奖又一次“与时俱进”，紧紧扣住了时代的脉搏。

北京时间10月13日下午，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在瑞典揭晓。瑞典皇家科学院将奖项授予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彼得·豪伊特（Peter Howitt），以表彰他们“对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的阐释”。

图源：诺贝尔奖官网

揭开创新的魔力

“增长经济学”，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冷门”领域。这几位学者的名字，几乎没有出现在诺奖预测名单中。

“我惊讶到说不出话，我没有预想到会得奖，甚至不知道说什么。”颁奖现场，组委会连线了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这位来自法国的经济学家声音微微颤抖。

“你会怎么花诺奖的奖金？”现场的第一个提问，让现场听众都笑了。

菲利普·阿吉翁却认真地回答：“我在巴黎有研究实验室，我和很多年轻学者一起工作，我们的科研项目研究增长经济学，我想把钱用在对AI 和其他创新对经济的影响上。”

创新有何魔力？诺奖组委会工作人员表示，近200年，世界从未见证如此大的改变，经济增长超越了此前所有时期。透过菲利普·阿吉翁的研究模型，我们理解了科技给经济带来的颠覆性变化。近200年以来，经济飞速增长是由创新驱动的，从蒸汽机到电脑再到机器人，创新替代了停滞，创造了没有止境的经济增长。

菲利普·阿吉翁曾在一次演讲中提到，1987年，他和豪伊特提出了一个增长模式，其中运用了创造性破坏的理论。

这一模式基于三个观点：第一，长期增长的驱动力来自创新积累，每一个创新者都是在前人创新的基础上进行创新。第二，企业家的创业活动带来了创新，对创新租金的期许是其动力。第三，创造性的破坏，新的发明取代旧的技术。

在他们合写的《增长经济学》中，提供了一种理解现代经济增长的视角：持续的增长并非理所当然，其背后是一个由“创造性破坏”驱动的、充满矛盾但又充满活力的过程。

“我们需要一个包容创新的开放社会。”菲利普·阿吉翁反复提到这句话。

当下全球的一些趋势，正在对这套经济增长模型产生了威胁。他提到，比如美国的关税战，一个不开放的环境中，产品无法流通，人们交换不了前沿技术和创新想法，阻碍了自由贸易和经济增长。

菲利普·阿吉翁表示，“我不支持贸易保护主义，国家要发展科技，引领科技进步，我们要增加科技投入，需要政策来引导和政策补贴，比如建立一个金融和资本的生态系统，来支持实验室做长周期的科研，来支持有重大突破的科技研究。”

现场，菲利普·阿吉翁还被问到了当下最火热的AI。AI能对经济带来什么影响？是好的还是坏的？

“AI能帮助经济增长，但需要政策来引导，也需要加强全社会的教育，不要担心AI会取代很多工作，AI会让人变得高效，更有创造力，市场变得更有竞争力，蒸汽机、机器人的出现，事实上都没有真正取代人的工作。”菲利普·阿吉翁说。

菲利普·阿吉翁与中国学术界渊源颇深。自上世纪90年代起，他便积极参与中国经济改革的讨论。他的部分研究成果也被引介入国内学界，并曾荣获中国经济学界的最高荣誉“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开奖的第一时间，记者连线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曹和平进行解读。

“去年的经济学奖颁给了制度和发展经济学的学者，他们以国家为单元，认为制度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原因，提出了创新国家、点错科技树失败国家的概念。我认为这只能说明部分问题。”曹和平说，今年的经济学奖比去年更进一步，创新是需要积累的，在历史上和制度上都是这样。

乔尔·莫吉尔是美国西北大学的经济史专家，他探索知识和制度在历史上如何促进经济增长，在当下的经济发展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时代启示意义。

曹和平观察发现，2000年前后，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几乎达到了“完美”的程度，其宏观经济学像微积分，微观经济学像几何学公理，二者结合起来，构建了几乎像1950年代那样完善的物理学理论体系，但在面对数字技术支持下的新经济成分，几乎难以找到前进的方向。

“过去五到十年，人类经济出现了一个大的变化，数字技术的发展颠覆了很多理论，传统的经济学没法解释。”曹和平说，近年来诺贝尔经济学奖又重新跟上了潮流，更偏向实用。

如何拥有一个诺奖？

每到诺奖季，科研圈很热闹，很多普通人也很关注。有人好奇，究竟什么样的人，能摘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桂冠？

显然，这不是一个“冰箱里装大象”的问题，难以归纳成三个步骤。不过，观察这些年的诺奖得主，的确有一些高度相似的特征。

首先，拥有一位好导师很重要。

很多经济学奖得主之间都存在师承关系。有研究发现，自1969年首次颁奖以来，近百位经济学奖得主中，共有50余位学者之间存在师承关系，甚至有连着师徒四代都得奖的，足以见得一位好导师的引领有多重要。

最常见的是导师和学生一起得奖，比如202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保罗·米尔格罗姆和罗伯特·威尔逊，二人既是斯坦福的师徒也是邻居，一起研究了拍卖理论的改进和创新。

有的时候，导师先得奖徒弟后得奖，也有时候，学生比导师更早得奖，比如计量经济学领域的重量级人物，乔舒亚·安格里斯特在2021年获奖，而他学生埃丝特·迪弗洛，一位年轻的发展经济学教授则在2019年就获奖。

其次，学术背景要多元。

在人们既往印象中，经济学奖的得主，应该都拥有纯正的“经济学血统”，其实并不然。

在所有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有4人拥有数学学位，9人的博士学位处于数学大类（如“应用数学”“统计学”等）。相对冷门的学科如政治学、心理学博士分别有2位和1位。

尽管博士期间，大多数人专注于研究经济学，而在本科时，他们的专业就更加五花八门，以经济学学士学位毕业的获奖者只有三分之一左右。

好的数学功底，是不少经济学家的共性。有大约20%的获奖者本科学的是数学，“半路出家”投门经济学，还有一些更冷门的得主：2013年获奖的尤金·法玛本科学拉丁语；1994年获奖的约翰·海萨尼有一个药理学学位；1995年获奖的小罗伯特·卢卡斯获得了历史学学士学位。

最后，擅长等待，这或许也是最重要一条。

诺贝尔经济学奖是一个相当“滞后”的奖项。比如，去年获奖的制度经济学研究，得奖者的核心论文发表于20年前。还有产权制度的奠基人，赫赫有名的罗纳德·科斯在81岁获奖，距离他发表了关键成果“公司的本质”，已过去了54年。

有研究显示，从初次发表相关研究成果的年份到获奖，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平均要等待超过34年。大多数人是在50至80岁之间得奖，而诺奖不颁给过世的人，所以“足够长寿”也很重要。

比如，美国经济学家沙普利在2012年与阿尔文·罗斯共同因对“稳定分配理论和市场设计实践”的贡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在1953发表的成果，获奖时已89岁，白发苍苍的他等了59年。

在物理、化学和生理学奖中，也存在着同样现象，近20余年的颁奖里，“等待”一个诺奖的平均时间都超过了25年，但相比经济学奖还是要短一些。

为何诺奖得主的等待时间这么久？一位经济学者告诉记者，诺奖看重研究的原创性和长期影响力，必须是经得起时间检验，并且能解释当下经济痛点的理论突破，才有得奖的可能。

其实，当前的经济学研究，不像创立之初那样有诸多空白的领域，学者要做出诸如“货币主义理论”、“产权理论”“行为经济学”这样的有突破性、系统性的成就，也已越来越难。

当然，相比物理化学，经济学奖还是一门相当年轻的学科。经济学奖的关注点，也随着时代的变迁有所变化。

从18世纪诞生以来，历经重商主义、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等多个阶段，来到当今，经济学的理论和研究范式也在不断演变，经济学的方法与工具日益多元。

“经济学不仅是象牙塔里的学问，更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工具。”这位经济学者说，这些年，诺奖也在推动着经济学的快速发展，鼓励了新的理论建构，认可了实证研究的探索，也改变了我们看待世界的面貌。

那么，在学科变得五花八门、技术飞快演进的今天，究竟靠什么来评判诺奖？

今年，颇有传奇色彩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坂口志文是这样回答的：“研究者的荣誉，不是别人给的，而是时间留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