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位于长兴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长兴地通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全自动机器人高速运转，加紧生产新能源汽车车身冲压件及车桥订单产品。 该公司以科技创新提升产品附加值与生产效率，每60秒便能生产一套新能源汽车车身金属零部件总成产品，同步新建厂房，借助数字化转型引入全自动生产线，实现提量增质。拍友 谭云俸 许扬 摄

研究“十五五”，务必要把握好国内外大势。老子《道德经》有云：“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动之徐生。”当前，国际局势有的地方确实有些“浑浊”，需要我们“静之徐清”，但国内大局“安定”，在这种态势下，如何“动之徐生”，促使各方面全方位“动”起来、造成“生机勃勃”的局面？这是一个大学问。本文按照新质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内在关系，就“十五五”期间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思路再提四点思考与建议。

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建议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补上“卡脖子”的短板

当今之世，大国经济竞争各有所长、各有所短。目前，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某些“卡脖子”项目就是我国之“短”，是“十五五”期间必须突破的瓶颈，也是需要克服的掣肘因素。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统筹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切中要害。

第一，强化创新精神。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一再强调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笔者理解，它绝不仅仅是科技单向度的“自立自强”问题，而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等方面全方位、整体性的“自立自强”。而要实现“自立自强”，离不开创新精神。因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

第二，营造创新环境。首先是大环境。笔者在《人本型结构论》一书中提出：“心灵的放飞，真正的创意之源。”想要创新，就要给创新创业者创造一个“心灵放飞”的大环境。在这方面，浙江缔造创新环境的经验值得借鉴。其次，“小环境”的创造也很重要。科技创新型企业之所以在杭州扎堆出现，除大环境外，是因为那里的“小环境”也不错。笔者由此得到一个启示：能不能给年轻人创造一个“心灵放飞”的大小环境？如同栽一棵 “绿化树”，可以让年轻人在树底下享受一些“荫凉”，即使“大森林”一时做不到，小树荫也很好，只要能给创新创业者缔造一个遮风避雨的“创新空间”就好。

第三，完善创新机制。创新机制包括宏观调节机制和微观产权机制。在宏观调节机制方面，出于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切实破解“卡脖子”问题的需要，要在一定范围内集中优势兵力攻坚克难，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也要注意发挥好市场的力量，尤其在微观产权机制方面。笔者在《广义产权论》（2009）一书中，曾就职务发明的科研成果产权问题作过探讨，明确提出职务发明的成果，“产权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该单位所有，另一部分由技术人员持有”。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允许科技人员在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上有更大自主权，建立职务科技成果资产单列管理制度，深化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请注意这三个关键词组——“更大自主权”“资产单列”“赋权改革”。这是创新产权机制的突破点。

在生产方式方面，建议把“居民消费率”列入“十五五”经济指标，补上“拓展需求”的短板

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结合部，有个“生产方式”问题，突出表现为“经济结构”。首先是供需结构：重在进一步“拓需”。为了创建需求导向的“需求与供给相结合”的供需结构，更好“拓展需求”，建议把“居民消费率” ，即居民消费占整个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列入“十五五”经济指标。

第一，从理论角度看，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设想了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即“自由人联合体”，其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意思很明确：发展的宗旨是为了“人”，而且是“每个人”。同时，对于消费，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的原话是：“在消费中，产品脱离这种社会运动，直接变成个人需要的对象和仆役，被享受而满足个人需要。因而生产表现为起点，消费表现为终点。”很明显，产品是“奴仆”，“人（消费者）”是“主人”。这体现的是“以人为本”的思想，“十五五”经济指标应贯彻这一思想。

第二，从国际角度看，笔者在《人本型结构论》（2015）一书中指出，虽然中国的居民消费水平动态增长并不慢，但中国居民消费率指数是低的。最近几年，这种状况有所缓解，但仍然不算高。从国际角度看，只有提高居民消费率，我们才能在世界上取得更好的战略主动权。

第三，从现实角度看，笔者认为研究现实格局下的消费，需分清“消费四率”，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消费增长率”“消费贡献率”“最终消费率”。以上四率，各有各的内涵，各有各的指向和作用，应当分开。按照笔者的“人本经济学”理论逻辑，最值得关注的应是最终消费率中的“居民消费率”，这相当于消费问题的“靶心”或称“十环”。正是基于对居民消费率偏低问题的关注，笔者再次建议，“十五五”期间，应该把 “居民消费率”列为重要经济指标，予以监测和考核。

在生产关系方面，建议从“市场配置功能与社会分配功能”相统一的更高标准出发，补上“要素市场化”的短板

与商品市场化相比，“要素市场化”是中国整个市场体系的“短板”。根据笔者的研究，建议从市场配置与社会分配相结合的角度，“双线合一”，补上“要素市场化”的短板。

“双线”之一：怎么发挥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市场配置功能？笔者曾在《浙江日报》提出过“要素三放论”即“人本要素要放手”，对于劳动者、知识、技术和管理要素即企业家要“放手”；物本要素要“放活”，包括土地和资本要素；数据要素要“放量”，现在“量”远远没有释放出来，尤其是该投入市场的数据要素，要尽量释放出来。实行“要素三放论”，有助于中国成为一个流动的中国、开放的中国。

“双线”之二：更值得研究的是，怎样发挥要素市场化改革的社会分配功能？政治经济学的原理告诉我们，在市场经济中，理性消费者追求的是“效用最大化”，理性生产者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而理性要素所有者追求的是什么呢？应该是“收入最大化”。

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完整地提出：“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再次强调，要“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健全各类生产要素由市场决定报酬的机制”。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重申“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

今年1月9日，在国家发展改革委主管的《中国经济导报》的访谈中，笔者尝试提出要素市场化社会分配功能的“唯一标准论”，即“要素贡献是决定要素报酬的唯一标准，市场是评价要素贡献的基本尺度”。1月10日，《中国改革报》也转载了这个“唯一标准论”。

“十五五”期间，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完善要素市场制度和规则”，应把“市场配置功能与社会分配功能”更好结合起来，推动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和社会分配改革取得“双进展”。

在相关制度方面，建议既要弘扬企业家精神，又要补上“企业家市场”的短板

弘扬企业家精神属于上层建筑，建立“企业家市场”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作为管理要素，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而国有企业的管理者进入“企业家市场”，则又涉及组织部门“管干部”的问题，涉及上层建筑。鉴于此问题的复杂性，需要梳理分析，稳妥推进。笔者总的想法是，既要弘扬企业家精神，又要找到妥善的办法，补上“企业家市场”的短板，把培育“企业家市场”作为制度创新的要点之一。

企业家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骨干力量，是我们稀缺而宝贵的人才资源。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弘扬企业家精神，支持和引导各类企业提高资源要素利用效率和经营管理水平、履行社会责任，加快建设更多世界一流企业。”围绕“弘扬企业家精神”问题，笔者在《国家治理》杂志发表的《从国家战略高度认识和弘扬企业家精神》一文中，论述企业家的重要作用，指出作为“创新主体”的企业中，无论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靠谁去具体“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需要靠企业家，靠企业家的运筹帷幄管理。

因为企业家作为创建企业并担负经营管理职责的指挥者，是他们在企业里把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要素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管理要素的载体就是千千万万个企业家。没有企业家的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企业层面承担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职责使命就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因此，管理要素即企业家市场是整个要素市场体系不可或缺的部分，建立企业家市场是健全要素市场体系的完整性所必需的。

下一步，我们应从实际出发，分类分批、稳步建立企业家市场。去年底，笔者与蔡继明教授等合作完成的《中国要素市场化配置大纲》出版，其中本人执笔写了“管理要素市场”这一章。书中写道：“建议思路打开一些，首先，国企之外的民营企业家应该走向市场”，“其次，即使是国企经营者，也可探索在‘组织管住资格，严格市场把门’的前提下，建立大框架下的‘企业家管理市场’。”这里说的“组织管住资格，严格市场把门”，第一步是“管资格”。管理者够不够资格进市场，组织部门来考核、鉴定、发证。第二步是“把门关”，组织部门严格把门，有证请进，没证免进。

（作者为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