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0月29日，国家工信部服务型制造研究院“服务型制造创新发展高级研修班”的讲台上，郑吉昌教授点开大屏幕，一组数字先声夺人：前三季度服务业增加值62.8万亿元，占GDP比重58.7%，对经济增长贡献率66.3%，同比提高5.6个百分点。台下坐着的是工信系统的企业家。

郑吉昌没有寒暄，开口便是一句判断：“服务经济时代已经全面到来，但制造业的出路不在制造本身。”

这位被业界称为“中国服务经济理论奠基者”的著名经济学家，面对政策制定者与执行者，抛出了一个更具压强的问题：数智时代，制造业与服务业究竟是谁融合谁？

叠加，不是相加，是化学反应

郑吉昌给出的第一个坐标是“叠加时代”。中国制造业规模占全球30%，拥有全球唯一全产业门类。服务业占GDP比重58.7%； 与此同时，数智革命正以人工智能和物联网为轴心澎湃而至。两大浪潮撞在一起，不是两条平行线的简单交汇，而是“一场化学反应式的经济形态重构”。

他用一个生活细节把这场重构压到每个人眼前：上世纪八十年代，一台17英寸黑白电视机的价格抵得上普通工人三年工资，家政服务月费不过五十元；今天，一台智能电视不足半月收入，家政服务月费已逼近六千元。商品价格下行，服务价值上行，一升一降之间，经济逻辑从“商品主导”滑向“服务主导”的轨迹清晰可辨。

正是在这个叠加时刻，产业发展的底层逻辑发生了三个根本性转变。核心竞争力不再来自单一产品力，而是转向场景构建力与生态整合力——“场景覆盖产品，生态支撑产业”。价值创造的中心从制造车间向研发、设计、品牌、供应链管理等服务环节迁移。业务流程的起点和终点同时被改写：不再从企业内部职能出发，而是“始于客户需求，终于客户问题解决”。三个转变指向同一个结论：制造业的竞争力，越来越不在制造线上。

四根桩，撑住融合

看清了“为什么融”，郑吉昌把讲台变成了“怎么融”的操作台。他没有停留在理论推演，而是给出了四条直指落地路径的建议。

第一条：从卖产品转向卖“产品+服务”的场景。郑吉昌的表述不留退路：“制造是服务的载体与场景，服务是制造的增值与灵魂。不触达服务的制造，注定停留在价值链末端。”产品不再是交易的终点，而是场景的入口。用户购买的不是一台设备，而是一套持续运转的解决方案。

第二条：用平台化与生态化重构产业组织。数智技术把工业经济时代线性供应链撕开，重组为“平台+群落+微粒”的生态网络。融合不是让制造企业增设一个服务部门，而是把企业的组织边界打开，让研发、物流、金融、数据服务在同一个生态里重新咬合。

第三条：把生产性服务业从“配角”推上“主角”位。郑吉昌打了一个精准的比方：生产性服务业是“灰泥与基石”。分工把产业切成碎片，生产性服务业负责把碎片黏回一张完整的饼；没有它，研发设计独立不出来，物流金融串联不起来，制造就只能停留在组装环节。他用iPhone的利润结构压住这个判断：中国代工环节拿不到15%的利润，苹果掌控研发、操作系统、品牌运营等服务环节，切走75%以上。

第四条：双向渗透，制造业服务化与服务制造化并行。融合不是制造业向服务业的单向靠拢。制造企业要长出让服务增值的能力，服务企业也要长出制造级的交付底座。装备制造的“整体解决方案”、服装行业的柔性供应链、农业的“智慧种植+溯源+物流”，都是双向渗透长出的新物种。

四条建议落定，郑吉昌把目光从讲台投向政策面。七部门《深入推动服务型制造创新发展实施方案（2025—2028年）》已经划定时间表：到2028年，完成20项标准制定，打造50个领军品牌，建设100个创新发展高地。50、100、20，每一个数字都在追问同一个问题：58.7%的服务业占比之后，制造业的下一程，靠什么长出来？

郑吉昌没有给出一句温和的收束。他的答案藏在那个打火机厂的车间故事里，藏在“没有服务链，就没有产品”那句断语里——融合的胜负手，不在制造端多拧一颗螺丝，而在服务端能不能把整条价值链重新攥紧。

“58.7%之后，答案不是谁融合谁，而是双向渗透：制造业服务化，服务业制造化——谁先把服务长进制造、把制造扎进服务，谁就攥得住下一程的价值链。”